2022年才刚过半，接踵而来的地缘危机、能源危机推动传统化石能源需求猛增，也令近年来大火的ESG投资理念遭遇误解和质疑。针对市场普遍存在的困惑，本期财联社圆桌会请到三位瑞银ESG研究领域的专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分别呈现精彩的洞见。

ESG理念，指代衡量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维度的企业长期价值的评价方式之一。随着过去几年 “碳中和”成为全球重要政治议题，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也将ESG理念推上时代风口。

然而，2022年才刚过半，接踵而来的地缘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近期的极端天气狠狠拽了一把人类追求绿色、高效、公平生活方式的步伐，也令ESG理念遭遇到质疑：

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能源股效益与股价齐飞，为何还要去看清洁能源公司？“减碳急先锋”欧洲亦开始重启火电厂，碳中和时间表要打多大的折扣？被曝出治理丑闻的公司获得科技巨头数百亿美元收购，治理评判标准到底对企业有什么影响？ESG的评价体系到底还有没有用？

为了解答这些市场普遍困惑的问题，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区责任与可持续投资研究主管胡炳熙、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公共事业与新能源研究主管廖启华，以及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亚太区ESG咨询服务主管凃乔彦齐聚财联社圆桌会，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分别呈现精彩的洞见。

我们熟知的ESG评价体系，可以追溯到早期宗教教会在它们的投资里剔除掉与赌博、饮酒、吸烟等相关的投资，经过数十年的进一步演变后成为主流财务指标外的另一套评价体系。

很显然，相较于传统财务投资体系有格雷厄姆-巴菲特传承上百年的金字招牌，年轻的ESG评价体系仍在建立共识的阶段，许多质疑正是因为外界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ESG因子与财务（体系）其实并不是分开的，两者都是希望能够在投资的过程中能够取得可观的回报”，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区责任与可持续投资研究主管胡炳熙表示，“今天随着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出现，大众对于这方面的要求突然提升了很多，也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产品和需求。”

同时，企业对于ESG的关注反过来也能促进效益的长期提升。胡炳熙强调，在瑞银的一些研究中发现，低碳强度企业的效率和表现优于同行业表现。这也体现出企业投资ESG并不是“赔钱生意”，不仅有助于控制风险，也有助于抓住社会转型时期的机遇。

另一个对ESG理念的重大误解也非常应景，即传统能源的回潮是否会影响ESG的前景。

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公共事业与新能源研究主管廖启华解读称，“重启传统能源挤压ESG”本身就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在ESG满做、甚至多做的情况下仍不能解决能源危机，才无可避免地启动了传统能源。长期来说，能源趋势还是要看新能源的发展。以中国为例，今年预计的光伏发电新增并网108GW，而本来的目标是80GW。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源危机本身也是推广ESG的最好舞台。胡炳熙表示，随着许多国家认识到能源安全问题，将会驱动他们发展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此外在能源价格较高的背景下，许多过去成本上不划算的优化措施反倒变得符合经济效益。

进一步说，ESG推崇的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也不是对立的关系。瑞银最近也上调了新能源的预测，其中欧洲光伏装机量比此前高了20-30%，而国内原本每年的装机量在100-110GW，而现在基本上要装到140GW。与此同时国内煤炭和天然气的需求也会上升，所以眼下的局势是各方面的需求都在往上调，不然很难满足需求。

此外，由于各个市场的背景存在极为巨大的差异，所以普适的ESG评价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推进 “双碳”转型的步伐也开始逐渐加快。

过去一年里，中央层面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并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份纲领性文件。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习近平主席用了“四个迫切需要”概述“双碳”转型的紧迫性，即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

资本市场方面，在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中，也首次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中纳入“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ESG）。

中国企业近年来对ESG的态度变化，也令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亚太区ESG咨询服务主管凃乔彦也深有感触。凃乔彦介绍称，相较于两年前企业客户时常质疑“为什么要做ESG”，过去6-12个月内，许多国内企业对ESG问题的关注点已经从“为什么要做”变成“我需要做什么”以及“我该怎么做？”。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投资者的焦点转变。凃乔彦表示，大概在两年前，大家关注的是可能是企业的长期愿景，而现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企业短期和中期的具体目标及行动计划。同时相较于2019-2021年期间，今年绿色债券或是可持续发展债券的融资成本也开始出现明显溢价，有效降低发行人的融资成本，意味着更多的投资者已经将ESG融入到投资决策体系中。

眼下ESG理念和相关产品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是长远及宏大进程的开端。胡炳熙表示，现在中国大概有16万亿元的绿色信贷余额，位居全球第一，而绿色债券余额亦超万亿元。但是未来ESG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例如中国目前针对ESG的公募基金体量只有5000多亿元。瑞银预期，到2031年中国绿色资本的市场规模能达到70万亿元。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A股上市公司，在充分理解和有效落实ESG的过程中仍离不开专业机构的帮助。凃乔彦解释称，一些上市公司面临被ESG评级机构被动评级的情况，有时结果也达不到公司理想的水平。其中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上市公司“有做没有说”，需要提升相关信息的披露，此外，部门企业对于ESG，特别是“S”（社会）和“G”（公司治理）的理解可能与评级机构存在偏差。

“亚洲的一些上市公司，包括国内的部分公司在ESG的转型过程中尚未非常深入，或者是过去有做到的事情并不习惯于对外说”，凃乔彦表示，“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很多企业对外做投资者交流时只提战略发展、业务进程及财务表现，或者只是在投资者推介会上最后匆匆谈两句ESG相关举措。投行的责任，就是协助他们将公司战略和ESG进行有机、有效结合，向资本市场呈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计划”。

对于投资者来说，中国企业融入ESG的进展，已经成为未来数十年显而易见的投资逻辑，也将是中国公司逐鹿全球市场的重要竞争力。

廖启华介绍称，ESG的理念类似于严格的“家教”，对于提高企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颇有帮助。欧洲的“碳关税”立法也开始要求海外公司满足碳排放要求，未来不达标的企业可能会面临更高的税款或罚款。

同时，企业通过转型吸引ESG投资者关注并不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胡炳熙提及，亚太区大部分的ESG资产持有人并不是要求立即将石化能源剔出资产组合，而是希望企业能通过努力提升ESG的表现。目前投资者比较推崇的方式是，企业制定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并推进落地。

长期专注中国公共事业板块的廖启华也补充道，火电等传统能源违背ESG原则的看法，本身就是误解，这些电厂在能源保供方面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社会”贡献。如果火电公司能够拿出逐步转型的路线图，并不妨碍他们在资本市场融到钱。

详细的投资赛道方面，能源转型和能耗降低都是潜在的逻辑。廖启华举例称，目前化石能源占到中国市场的85%，而到2060年新能源需要涨到85%，对于风电、光伏产业链都会带来高速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在设备领域的市占率达到60%-90%。而在能耗降低方面，类似于保温建筑材料、材料回收、高耗能企业减耗增效都会诞生许多机会。

除了企业自身的升级转型外，ESG理念与中国宏观政策的联动也愈发显著。凃乔彦表示，ESG框架下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部分关注重点，包括员工、合作方、信息安全及治理等，与共同富裕、数据安全等方针有着紧密结合。金融机构对“S”（社会）因子的关注度提升，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资源导入支持中小微企业，促进他们的蓬勃发展。规范和发展两手并重，也就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今年6月底，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的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上，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管、董事总经理朱正芹在讲话中也表示，责任投资在国内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更广泛、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帮助投资者提供责任投资相关的服务。

朱正芹介绍称，瑞银投行至今共协助了中资发行人(含金融机构)成功发行70笔可持续境外G3货币债券，总规模约300亿美元。同时已完成数十单中国企业ESG股权融资项目，包括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领域。瑞银财富管理也通过QDII帮助中国内地客户在海外市场进行可持续投资，瑞银资管积极开发国内的可持续投资解决方案。瑞银将责任投资方法服务于中国客户，为中国投资者制定ESG解决方案，把资本与ESG接轨，共建追求长期价值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