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地缘政治加速经贸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初级产品供应不畅或缺口加大，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正因为此，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容不得半点闪失。

　　当前，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已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部分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还处于上升通道，有必要从价格形成的角度重新考量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性、稳定性等问题，加快完善科学公允的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形成机制。只有掌握了国际初级产品的定价权，我们才能在进出口市场上进退自如，才能有效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保障中国经济平稳有序运行，但要做到这一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价格上涨存隐忧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最高冲至140美元/桶关口。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也不甘示弱。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初级产品进口占我国全部进口的比重呈上升态势，特别是2016年后，这一态势出现加速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约为36.3%，连续6个月保持在36%以上。从贸易额看，我国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也持续处于历史高位。这其中，固然有进口数量增加的原因，但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到本世纪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大类初级产品的价格从2002年起，就开始呈现上扬态势。其中，食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涨幅相对较为平缓，而矿产品、原油等价格则涨幅明显。对于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原油、铁矿石、铜材、大豆等四种初级产品来说，进口价格也基本保持了同步走势。

　　对于近20年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原因，有分析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需求因素”，全球经济从上世纪末期的经济衰退中逐步复苏，经济增速反弹加大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二是“中国因素”，来自中国的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也带动价格的上涨；三是“供应商因素”，国际初级产品供应商利用自身的寡头垄断地位大幅提价，推升了市场行情上涨；四是“投机因素”，一些国际投资者和市场游资利用大宗商品期货行情进行投机炒作，人为放大了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

　　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演变进程看，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曾经走出过类似的上涨曲线，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条价格曲线总体呈下行态势。彼时，中国开放的大门才刚刚打开，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还较为有限，总体看此轮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对较低的初级产品价格，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夯实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凭借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迅速扮演起东亚乃至全球增长引擎的角色。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初级产品的大量进口，已成为带动日韩、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21年，全球贸易收获了少见的“大丰收”景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贸易额28.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5%，较2019年增长13%。

　　大部分专家认为，2021年全球贸易的喜人增势，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部分国家对防疫限制政策的放宽，以及经济刺激政策引发的需求复苏。事实上，初级产品占据着全球大宗商品的大头，诸如原油、金属和谷物等价格的普遍上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据报道，截至今年1月底，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CRB指数同比上涨46%，为1995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在22种主要大宗商品中，9种商品的价格年涨幅超过五成，其中咖啡上涨91%，棉花上涨58%，铝上涨53%。

　　中国作为对全球贸易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影响无疑也是最大的。从宏观层面看，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中国经济稳健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外部性冲击。特别是进口价格的上涨，压缩了我国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弱化。这实际上构成了经济学上常提及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近年来我国进出口情况分析看，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依然存在，部分领域甚至还有加剧的态势。在进出口领域，我们常听到一些外贸企业抱怨“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却不赚钱”，不少就与贸易条件恶化紧密相关。

　　此外，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还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的表述。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进世界经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客观上加大了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妥善应对，势必对我国宏观调控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成为引发经济滞胀的直接导火索，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定价权瓶颈待突破

　　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上，有两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一是“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二是“中国企业总是选择在价格高位买进来”。

　　前者，可以理解为需求增加导致了价格上涨，属于市场使然；后者，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其背后的真正逻辑是“因为你要买，所以我才涨”。事实上，“被涨价”意味着定价权的缺失，意味着我们不仅没有获得与进口份额相匹配的初级产品定价权，相反，旺盛的“中国需求”反倒成了挟制中国的筹码，让中国频频成为国际卖家“狙击”的对象。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引发的旺盛需求，以及中国在某些初级产品储量上的相对匮乏，让中国已连续数年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然而，中国身为全球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却不掌握初级产品的定价权，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贸往来的公平原则。这个不对称如不能打破，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能实现，初级产品供给的风险就不会消失。

　　与此同时，中国在初级产品的出口上，也有着类似的遭遇。以稀土为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从1990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稀土出口的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资源类初级产品，为何价格同样也要受制于人呢？

　　目前，包括初级产品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主要有两种定价机制：一是对成熟期货品种与相关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定价，主要参考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价格来确定。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的大豆合约价格、美国纽约交易所（NYMEX）的石油合约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合约价格等。二是针对尚无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初级产品，其价格主要由交易双方每年通过谈判达成。比如铁矿石的亚洲基准价格，过去都由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和日本钢铁公司在每年4月之前通过谈判后达成。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职能。期货市场之所以能够发挥价格发现功能，是因为这一市场开放而又参与者众多，各类信息都能及时为市场参与者所接收并据此估计期货价格的变动，单个市场参与者估计资产价格的偏差通常无碍于其整体估计的准确性。也就是说，无论纽约还是伦敦及芝加哥，都由于其充分发育的报价、交割、合约标准以及其他一系列体系支撑，几乎垄断了相关定价权。以石油为例，全球油价并不产生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会议桌上，而是产生在纽约和伦敦的“纸桶”市场上，期货市场上石油炒家对油价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海湾国家的石油部长们。

　　问题在于，中国企业在上述两种价格形成机制中均处于劣势。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期货与衍生品市场上市品种数量达到94个，其中商品类84个、金融类10个。尽管2021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量创历史新高，且四家期货交易所成交排名在全球场内衍生品市场中有所提升，但在大多数初级产品的定价中，中国扮演的仍是一个重量级“看客”。

　　当然，一国能否争取掌握初级产品定价权，既取决于该国基于经济增长与贸易扩张所产生的需求引导，也离不开有关市场交易体系的充分发育、高效监管以及交易主体的深度认同和参与。该国货币能否成为全球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也是一个核心环节。与此对照，对于构建成熟商品期货市场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尚需继续努力。

　　此外，过于分散的企业结构削弱了我国在国际经贸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事实上，当前全球初级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由寡头垄断的市场。无论是买还是卖，寡头垄断的一方始终掌握着定价主动权，即便是市场的最大买家，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价格。

　　这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训。本世纪初，国际焦炭市场景气度高位运行，国内大大小小的出口商控制了全世界一半的焦炭贸易。尽管如此，蜂拥而上的投资热、严重内卷的价格战，暴露出我国焦炭行业虚弱的谈判地位，让西方市场趁虚而入打压价格，甚至还横加指责我国焦炭出口倾销，最终导致了全行业严重亏损。

　　当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世界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2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43%。同时，我国铁矿、铜矿、锰矿、镍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0%，铬矿接近10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意味着，中国已迎来了积极争取全球初级产品定价权的难得的时间窗口。

　　推动形成于我有利的价格机制

　　202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年内连续突破5万亿美元和6万亿美元两大关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这也直接推高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

　　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的供应体系，有利于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要看到，过度依赖外部资源隐含的巨大的政治风险，这就对重视和加强国内初级产品的生产供应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中，通过增强国内初级产品的开发供应，加大对重要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相当于增加了我国初级产品供应的韧性，有助于维护初级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安全性。

　　但受制于资源禀赋、加工条件等因素，短期内达到初级产品供应自给自足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相关资源产品的缺口还会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还要继续攀升。特别是外贸规模增长但效益上的乏善可陈，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外贸规模扩大带来的资源代价，正侵蚀着我国外贸乃至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加快探索并实现于我有利的初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切实维护全球初级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安全性已迫在眉睫。

　　首先，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重要初级产品定价中心。这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用好国际期货市场，二是要完善壮大国内期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等功能。与国际期货市场相比，国内期货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规模已十分庞大的情况下，要善于利用国际期货市场来规避价格风险，增强“中国因素”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中的积极作用。要通过改革市场体制和规则体系，大力发展我国的期货市场，增加期货交易品种，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让更多初级产品价格融入全球定价体系，并牢牢在定价权上把握主动。

　　其次，在期货市场之外的重要初级产品定价上加强我们的谈判地位。近年来，中国初级产品进口虽然数量巨大，但缺乏价格影响力，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行业集中度不高、议价能力不够。还是以稀土为例，为了拿回稀土定价权，从2011年开始，有关部门以国企为主体，收购兼并整合了一批稀土矿企，将稀土资源整合至中铝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南方稀土6家公司手上。2021年底，这6家公司再次优化整合至中国稀土集团旗下。至此，中国稀土资源的定价权才回到我们自己手中。稀土定价权回归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企业在初级产品谈判上，要充分用好“进口量大”这个谈判筹码，通过成立采购联盟等方式进行集体谈判，提高我国在初级产品市场上的谈判地位。

　　最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或建立境外资源基地，或以参股全球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初级产品定价权。这方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石油勘探开发的投资有一半以上投向了海外；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几家钢铁大企业对澳大利亚所有铁矿石企业均有参股，不少还是重要股东。正因为在全球铁矿石涨价的情况下，日本钢铁企业因此产生的亏损，早已被参股铁矿石供应商获得收益所抵消，甚至还有额外的获利。当前，我国不少企业已具备了初级产品领域境外开发的实力，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积极参与到全球初级产品资源的配置中，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不过，专家表示，短时间内大宗商品或将难以摆脱价格上蹿下跳的乱局，而围绕着初级产品供给安全这一核心问题，新一轮竞争可能才刚刚开始。